推動氣候變化行動的“她力量”
導語
女性在對抗氣候變化的過程中並沒有被充分接納為決策者📇，在氣候與可持續發展行動中的性別平等議題仍然任重而道遠。
女性是氣候惡化更大的受害者
氣候變暖、生態惡化以及伴隨而來的各類環境問題是全人類正在面對的嚴峻現實。然而，環境惡化對女性往往有更直接的影響👩🏼🍼。女性的健康和生計受到汙染和有毒廢棄物👛、大規模伐林👨🏻🌾、荒漠化*️⃣、幹旱和土壤及海岸和海洋資源耗損的威脅🧑🏼🚀，婦女和女孩當中越來越多地出現與環境有關的健康問題，甚至死亡8️⃣。[1]
2011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表《女性處於氣候變化前線：性別危險與希望》，報告指出💧，氣候變化給發展中國家女性的生計和健康構成了不成比例的威脅。事實上，女性在氣候變化的威脅下面臨著更嚴重的健康👁🗨、保障與安全隱患。
氣候變化導致的惡劣極端氣候容易影響女性的健康。全球氣候變暖的進程中🔷，包括非洲熱帶在內的一些地區的升溫速度顯著快於其他地區⛔️，而極端高溫的時長增加會造成對弱勢群體最危險的影響。聯合國糧農業組織稱非洲女性生產80%的糧食。研究顯示🖕，孕婦若長時間在室外高溫下勞作，胎兒會出現諸如心率過高的不良反應👩🏫，可能引發早產👨👧👦🙏🏻，這也意味著從事戶外勞作的女性面臨著更多健康風險。
氣候問題帶來的幹旱和洪水會對女性的生活保障帶來致命的沖擊🔽。據聯合國統計，女性和兒童在自然災害中的死亡率比男性高出14倍👂。這一方面源於本身體能的差異，另一方面也可能由於社會的規訓導致她們缺乏進行自救活動的準備✢。
種種現象讓我們無法忽視這一事實——女性的確更容易成為氣候問題的受害者，氣候危機對女性的生產與生活更容易帶來致命的打擊🚺。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女性有充分的理由參與到氣候變化行動中來。與其等待他人的拯救與憐憫，女性不如選擇挺身而出對抗對她們影響最大的氣候危機。
女性的環保行動更具獨創性
女性的某些特質能夠幫助她們更好地參與到推動氣候變化的行動中來👬。從性格上來說，女性往往情感細膩、富有同情心🥠。出於對後代身心健康的關心，女性會更關註環境問題🚑。挪威卑爾根大學副教授亞松森·克萊爾認為⛔️，女性面對風險往往會選擇更謹慎的方式🦩🅿️，因為她們更多地會考慮到孩子和家庭的未來👇🪶。
女性在家庭和社區中經常扮演領導角色，而女性參與政治能夠提升政府對公民需求的反饋能力3️⃣，增強民眾與社區的聯結，帶來黨派間和種族間的合作對話，促進社會更加和平🧚🏻◽️、包容🧛。如今越來越多的女性成為外交👩🏿🌾、政策、能源等領域的變革者和推動者🏌🏽♀️。
女性領導者代表的“她力量”在應對氣候危機方面的貢獻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60年代，女性已經開始通過文學、報告等方式喚醒社會的環保意識。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作家蕾切爾·卡遜發表著作《寂靜的春天》，切中了人類命運存亡攸關的環境汙染問題👆🏼🧑🧑🧒。而我們耳熟能詳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則是在挪威女政治家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領導下，於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提交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首次提出💂🏻♂️。
蕾切爾·卡遜及其著作《寂靜的春天》
國際社會也認識到女性在氣候議題中的積極作用🙋♂️🧑🏻🍼，並逐步將女性參與的權利納入框架中📧。1992年著名的裏約會議發布《關於環境與發展的裏約宣言》，首次將婦女賦權明確寫入國際文書⛅️🤷🏻。1995年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通過《行動綱領》，倡議各國在保護環境⏩、管理資源的過程中解決兩性不平等問題🍪。此後的《生物多樣性公約》《防治荒漠化公約》等大量國際法律文書和各種國際會議決議將女性參與環保行動的理念進行了更多推廣，聚焦環境和女性的國際範式和規範逐步發展成形。2001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談判議程中有效地增加了女性的參與，讓更多女性的呼聲被聽到📚🔨、被重視👩🏽🦰。
隨著環境問題的全球化與環保運動的普及化，女性的“她力量”滲透到行動中的方方面面，她們有能力為環保運動做出獨創性的貢獻，她們的參與權也越來越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持與認可。“她力量”在歲月的沉澱打磨中愈發熠熠生輝🐂🏌🏿。
政壇女性推行更嚴格的氣候政策
隨著性別平等意識的推廣，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踏入政壇，成為各國政府中關鍵的決策者和主導者🧞♀️。而許多女性政治家在任期間對氣候變化問題尤為關切，善用自己的力量推動氣候相關政策的製定與落實🤷🏻♀️，敦促各國在氣候變化行動中有所作為。
女性政治家的身影也活躍在各國可持續發展的進程中。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有著“氣候總理”美譽的默克爾💘。從1995年擔任德國聯邦環境部長起🍎，氣候環境議題伴隨默克爾走過了25年🏄🏻♀️。從1995年推動限製夏季廢氣排量規定的出臺，到2007年敦促德國一攬子減排法案（包括提升可再生能源份額和對排放企業征收碳稅）的通過🗞✩，再到2019年成立由其直接領導的氣候保護內閣委員會👩💻，保障2030年氣候保護目標有效實現🕺，“鐵娘子”默克爾不僅有意識提升氣候行動的話語權，更是在政策製定與落實的過程中力排眾議，將氣候問題拉到與經濟發展同等的高度，以先鋒和領袖的角色引領德國的氣候保護行動。她代表著女性作為政府最高決策者在氣候議題方面的卓著貢獻🗡。
其他政壇女性領導者還包括巴黎市長安妮·伊達爾戈✋🏼，自上任起她就積極倡導氣候行動，致力於把“綠色”變為巴黎的最亮底色。她計劃種植數千棵樹打造微型城市森林，在屋頂上開辟花園，種植花草和蔬菜，致力於尋找氣候問題的快速解決方案。智利環境部長卡羅萊納·施密特將氣候危機比喻為一個亟待求解的方程式💵，致力於私營企業的激勵政策。她推動了智利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的發展©️，在任期內打造了世界上排名第二的電動公交車隊。
從大量來自各國樣本的數據研究發現，女性議員能夠推動各國采取更嚴格的氣候變化政策🧑🏼🔧🆑，這也進一步導致碳排放的降低📒。這意味著政壇中的“她力量”很大程度上能夠影響各國氣候相關政策和舉措🪗，對國際社會的氣候行動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
國際組織作為氣候變化行動中的重要一環🦃💧，維系著各國在氣候環境議題上的溝通與對話，負責全球氣候變化協議和公約的協商與談判♉️。在國際組織參與全球氣候變化議題的進程中🛀🏋🏻♂️，同樣不乏“她力量”的出現。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秘書克裏斯蒂安娜·菲格雷斯
哥斯達黎加外交官克裏斯蒂安娜·菲格雷斯於2010年被任命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秘書，她自1995年起一直參與有關氣候變化問題的國際談判🖖。她始終以樂觀主義的態度敦促著有關氣候行動的變革與行動，在2015年《氣候協定》的談判中做出了關鍵性貢獻。聯合國氣候行動部門主要領導者林迪塔·查菲裏·薩利胡積極動員關鍵行業參與者，在可持續發展議題上達成共識🥊，推動了2018年《時尚產業氣候行動憲章》的誕生。她也強調📪，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來確保促進兩性平等的氣候政策和行動⛹🏿♂️，以及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中的性別均衡，這有助於實現《巴黎協定》目標和可持續發展目標。
這些女性領導者的出現，大力推動了國際組織氣候議題的談判與決策📁，彌合了國與國、人與人之間溝通的隔閡，讓全世界的目光更多地轉向氣候變化這一關系人類命運的議題。
業界女性不遺余力地踐行責任
相較於政府👨🦱，企業在氣候變化行動中扮演著更加直接的角色👊🏻。企業是碳排放的“主角”之一，它們的環保和可持續發展政策直接反映出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而在業界，也有這樣一股“她力量”正在影響企業乃至整個行業的發展策略，推動著氣候變化行動一步一履地落實。
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營銷官、首任首席可持續發展官奧黛麗·崔曾說過：“對於公司及資本市場來說，努力承擔起社會責任⛵️，一同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更強且更長遠的商業效益。” 此前在白宮和其他可持續發展非營利組織的經歷讓她意識到，私營企業可以成為推動積極變革的強大力量之一。因此🤛，她致力於將環境、社會和治理問題融入企業運營方式中🏃🏻♀️。
蘋果公司環境副總裁麗莎·傑克遜從小關註環境議題，在8歲時曾給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寫信督促汙染防治措施推進。自2013年起🍖，她推動蘋果公司使用可再生能源🕵🏻♀️、可循環系統，減少了35%的碳足跡🚙，預計在2030年實現100%的碳中和，引領這家科技巨頭成為可持續發展事業的先鋒力量☦️。
古馳品牌母公司開雲集團首席可持續發展官兼國際機構事務主管瑪麗·克萊爾·達維是其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靈魂人物。她為開雲集團設定了碳排放量化指標，開發了環境損益表（EP&L）來監控公司的碳足跡，並且每年出臺《可持續發展報告》🖖🏼。她率領著開雲集團為時尚行業的氣候保護行動樹立了標桿🔸🛺。
2019年🈺，Gucci 推出了開源平臺Gucci Digital EP＆L，希望讓更多品牌可以利用EP&L 來量化他們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推動環保和可持續發展💊。
在中國，也有這樣一群女性企業家為氣候保護行動貢獻出獨特的解決方案。格力電器總裁董明珠於2011年獲評“最佳低碳商業領袖”，她帶領著格力從技術入手，研發了一系列綠色節能產品，僅2005—2009年所銷售的空調累計實現節電量近25億度，減少CO2排放近250萬噸。她曾說👨🏻🌾：“我們的生存、活著的價值已經不是為了掙錢，而是因為我們的存在能讓世界改變。” 以綠色節能產品培育綠色消費觀念♻️，推動低碳經濟，展現了格力對於社會責任的擔當🏄🏼♀️。
而鄂爾多斯董事長王臻則致力於推動民族品牌的自我革新，使其轉變為可持續時尚的領跑者🚠🔙。在王臻的倡導下，鄂爾多斯集團於2017年正式將“可持續”確立為集團發展戰略，並製定了相應的行動計劃，通過規範羊絨產業源頭、打造綠色生產體系、應用綠色生產技術和引導終端消費觀念🏭。2020年鄂爾多斯榮獲 “綠毯生態保護獎”📢🤟🏻，體現了其在草原生態保護及樹立羊絨行業新標準方面所做的重要貢獻。
這些女性企業家們引導企業積極承擔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責任🤦🏿♂️，將可持續的理念融入企業的日常運作中🐢，展現了不同凡響的“她力量”。同時，研究顯示，女性在機構和公司更傾向於采納有效的創新方案，加速應對氣候變化的必要技術創新。女企業家們不僅僅拘泥於現有的行業規範，而是通過技術的革新👑、思想的解放、標準的確立給出適合的解決方案👨🏽🌾，在低碳事業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讓更多女性環保倡議者發聲
盡管在政界🙎🏻、業界的環保行動中不乏女性的身影🤴🏿，甚至女性在某種意義上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但目前全世界女性對氣候保護、可持續發展的參與度仍顯著低於男性。以可再生能源行業為例🔥🧔🏿，據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IRENA）報告，2013—2019年可再生能源行業的女性從業者占比從20%上升到23%，但整體占比仍然不到四分之一，且工作類型集中在行政工作和非技術類工作。而作為氣候變化權威機構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其主要作者中女性占比從1990年的不到5%上升到20%💐，部分女性仍表示在發聲過程中遭遇障礙。更不用說在全世界的政府機構中👨🏼🚒，女性僅占內閣成員的8%。
這些事實向我們充分說明👍🏽，女性在對抗氣候變化的過程中並沒有被充分接納為決策者，在氣候與可持續發展行動中的性別平等議題仍然任重而道遠🫃🏼。
有趣的是，生態女性主義思潮和新興綠色產業為破解這一困局提供了不同的視角🤦🏿。生態女性主義思潮約在20世紀70年代興起🧑🏿✈️，它為全球環保運動提供了全新的視角。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全球氣候問題往往置於父權製度所統治的理性討論下，缺乏具有女性特質的廣泛關愛情感☦️。實際上🔘，這種關懷在政治意識和社會行動中的應用可能發揮巨大的潛能。而新興綠色經濟行業則能夠為女性提供更多平臺。據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在實現全球溫控目標所需的經濟轉型過程中，會導致減少約600萬個傳統行業崗位，但同時會創造約2 400萬個綠色經濟工作崗位。這些新興產業可以為女性提供施展拳腳的工作機會，包括一些氣候減緩和適應的政策和項目工作🫸🏻。
總體來看，以女性領導者為代表的“她力量”對於全世界對抗氣候變化的鬥爭有著十分關鍵的意義🫠。從氣候變化對女性的影響以及女性在推動氣候變化行動方面的貢獻可以看出🐭，保障女性在氣候保護這一公眾議題的參與是全世界應對氣候挑戰的關鍵環節之一💂🏻♂️🎉。而在當今國際社會中，為了實現2030年的溫控目標，人們更應該重視氣候變化中的性別平等議題👨🏽🔧，製定性別友好的政策，推動性別包容的相關倡議。更重要的是，向女性開放更多的決策崗位👩🏻🦱，保障女性的發聲空間，使“她力量”的獨特光芒能夠更多閃耀在氣候保護行動的一線，為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保護進程引入新的視角與積極的解決方案。
[1]《第四次婦女問題世界會議行動綱要》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編輯©️：潘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