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情況之下，尋找經濟的韌性
導語
中國經濟的韌性最終還是取決於國際形勢變化。
走過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不同經濟體的脆弱2️⃣。這個時候🤹🏿♀️，我們更應該反思，什麽樣的經濟體，能擁有快速修復的能力🧖✹？
英國央行經濟學家理查德·戴維斯（Richard Davies）在《極端經濟》一書中🧍♂️，就做了一個嘗試——他選取了不同經濟體，去研究不同極端情況下的經濟❓，分別是難民營🥔、監獄🦶🏽、災害突發地🧑🏻、工業革命發源地、不平等地區、老齡化地區、科技前沿地區等9個極端經濟體。
戴維斯的旅程超過了10萬英裏，交談的人數超過了500人™️。其中最有趣的案例🧒🏿🎗，筆者認為來自一個災後重建的故事🕞。
500年一遇災難之後的重建🧾🧙🏻：亞齊的故事
如果想研究在極端災難後存活的經濟體，也許沒有比一個叫亞齊的地方更合適。
2004年的印度洋發生地震引發海嘯🌬🧏🏽，造成14個國家的227 898人死亡。海嘯的源頭🦇，就在距離亞齊西海岸約50千米處，震級為9.1級，據說釋放的能量🚶➡️，足以維持全球80年的能源消耗☝🏼，相當於5億顆廣島原子彈爆炸時所釋放出的能量🪘。
這次地震因為能量強大，據說甚至改變了地球的形狀，讓地球更圓，科學家認為這是可能每隔500年才會發生的事情。
亞齊，因為靠近地震核心，受災情況也最嚴重🕴🏼。在一些地區🎵，超過90%的村民死於這次海嘯，有的村莊人口數量從7500人下降到400人💵。在亞齊首府班達亞齊的海角周圍🧎，總人口的55%失去了生命。據說，在當地的海岸線上👘，唯一幸存的建築是清真寺🧑🏼🚒，其他建築都被摧毀了，什麽都沒了。
亞齊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亞齊特別行政區🗝，面積近6萬平方千米，人口有500多萬人♦︎，其中98%信奉伊斯蘭教。這個地方🔉，在歷史上曾經很有名🖖🏼，具備經濟戰略意義和政治戰略意義。亞齊英文是Aceh🍀，當地有人就說🏙👩🏼💼，這個名字中的四個字ACEH分別代表Ambian（阿拉伯人）💆🏽♂️✬、Chinese（華人）🚴🏻♀️、European（歐洲人）👳♂️🧚🏿♀️、Hindu（印度人）😐。
亞齊的地址很特別，在印尼的最西面🤚🏼☑️，蘇門答臘島最北端，一直是通向馬六甲海峽的門戶🌞。眾所周知，馬六甲海峽地位很重要⬛️，它是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關鍵通道，可以說將東方與西方聯系在一起🐭，印度、中國🍟、日本與歐洲，通過它而互相貿易。
你知道🍝，胡椒、肉豆蔻、豆蔻、丁香、生姜和肉桂等經濟作物🍖👩🦲，在歷史上曾經貴過等重的黃金。因此歷史上的亞齊具有特殊意義，不僅掌握重要的出口大權，而且這裏還是通往聖地麥加的走廊🪄，對於伊斯蘭教流行的東南亞，這點意義很重要。
豐富的歷史給予亞齊人特別的身份意識。有意思的是⏰，從特別行政區這個稱號，你就知道亞齊和印尼其他地方不一樣，在歷史🕋、文化方面都相對獨立。所以亞齊歷史上曾長期存在分離主義運動或者有獨立組織活動。在亞齊的歷史上🪂🧑🏿🦰，亞齊曾經有個強大的王國，他們多次反抗荷蘭等的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亞齊的命運隨著大趨勢被決定了，它與蘇門答臘島的其他地區捆綁在一起👨🏻🌾，被動成為新成立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一部分。對亞齊人而言，這個合並沒有得到他們同意，因此印尼中央政府與亞齊獨立組織“自由亞齊運動”一直存在各種武裝沖突🧑🏼⚕️。
就是這樣一個地區🚣🏼♀️，可以想象政治環境多麽復雜。當這樣一個地區遭遇災難的時候，會發生什麽變化？
人們能否重建？理查德·戴維斯發現，在短短幾個月內🎻，亞齊人就開始重建生活，經濟快速恢復👩🏼🍼，超越以往。你可能知道🧑🏻🦽，災後GDP一般會暫時性高一些🦄♥️，因為有很多重建項目。但是亞齊的特點就在於💆，即使時隔多年，國際援助機構都走了，經濟還是維持不錯的增長。
可以說，重建的亞齊類似發生一場革命，“新類型的房屋👨⚕️、道路和橋梁出現，商店出售新品牌和新風格的商品，人們約會、遊玩、交易和祈禱的方式都發生了變化” ，自由亞齊運動與政府達成了和解🖌，亞齊則被允許保持半自治地位。可以說，海嘯之後，亞齊變得更現代，也更包容。
理查德·戴維斯想弄明白☸️，人們面對如此毀滅性的沖擊時，如何修復🧙🏽？
可以說，一個地區經濟修復的表現，很大程度與經濟的韌性有關。所謂韌性（toughness）💐👂，也可以表示生存（survival ）以及適應力（resilience）與靈活性（flexibility）。
其中，就有一些很有意義的細節，比如黃金的運用。在海嘯發生後的幾個月裏🧑🏼🏫，黃金發揮了作用，黃金交易商也最早開業，不少受災嚴重的人，選擇出售黃金和珠寶⚡️。黃金的優勢這個時候就體現出來了，因為黃金是一個全球商品☝️，尤其靠近亞齊的印度有很大黃金需求👖。當地人說，大家幾乎每天都關註黃金價格👊🏻，“人們在這裏更相信黃金📒。由於儲蓄通常以金錠或貴重珠寶的形式持有，市場價格會告訴他們生意有多好🫱🏽，以及今天是節儉還是揮霍的一天” 🚶♂️➡️。對於一般人來說👨🏿💻，黃金不僅是飾品，更是財力的象征🤵🏿♂️，“戴上金手鐲就好像手上有足夠的現金，能夠雇一個建築工人工作一年”🪓。
甚至可以說，黃金也可以作為一種婚姻的保險，當地男人要結婚的時候需要積攢一批黃金，這是給妻子的，甚至嶽父也無權染指，所以這不是假裝，這被叫作“結婚的代價”。
經濟學家看這一現象，就會看到更多含義🔇，比如女人持有的黃金，不僅是個人財富🧙🏼♂️✳️，而且在家庭出現經濟危機的時候，又起到緩沖劑作用。
從這裏♥️，我們可以得到什麽教訓？就是我們看起來傳統的體系，往往具備韌性，在正常經濟遭受損失時候，這些非正規的市場體系會最先恢復🎻，無論是貿易🧗🏻♂️、交易和保險體系還是金融體系，比如黃金交易，又如以物易物。過去🧒🏽，大家總是以現代眼光去審視🏄🏽♂️，覺得這些很落後過時，事實上🚺，現代銀行系統在面對挑戰的時候，反饋未必比得上傳統的系統。正如理查德·戴維斯的反思🏃🏻♂️➡️，因為銀行自身杠桿效應會放大而不是平抑動蕩💪🏽。
那麽👳♀️，經濟真正的韌性或者彈性在哪裏？考察這些經濟體之後，理查德·戴維斯想到了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約翰·穆勒在1848年寫的話🥡：“墻壁、橋梁和倉庫這類有形資本👩🏿，可能沒有組成一個國家或社群的人的想法、技能和努力那麽重要。”
這意味著，只要有社群，即使戰爭或災難摧毀了經濟，社群還是會復蘇。有韌性的社會，是由各個社群組成的，而各個社群由所有人組成。人力資源與人們的網絡能否保存，其實在經濟修復過程中，是比經濟修復更重要的因素🚵🏿♂️。
就這個意義而言，亞齊的伊斯蘭教傳統，其實也提供了組織資源。我們對宗教尤其伊斯蘭教往往存在不少偏見，但是宗教本身也是社群主要支撐。在歷史上🍛，伊斯蘭教曾經是亞齊人抵抗外來入侵者的信仰來源，可以說🕺🏼，這是亞齊版本的伊斯蘭教法🟧。在一場復雜的思想鬥爭中⛎🙌🏿，這些關於爭取自由的古老故事似乎與伊斯蘭教義融合在一起。比起散沙社會🗝，宗教提供的組織力🖍，其實可以構成社會的有機凝結核🍣。這是經濟學家不願意承認的地方，但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國際社會如何看國家韌性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韌性這個詞在國外也引發很多討論💃🏽。
有一次，筆者見到經濟學家何帆🩶，聊到時代變化，他總結的關鍵詞就是本地化的出現，意味著全球化暫時退潮，各國更為本地化。他的新書《變量3》更是系統論及這一觀點。
其實本地化的湧現，在海外也有討論👵🏽🧜🏿♀️，這也是全球化退潮的一個縮小的影子。
20世紀80年代之後🥤，一直是新自由主義一統天下⛓️💥，自由競爭與全球化、放松管製的呼聲高漲。如今，在疫情中，各國情況都不太好，難免陷入某種程度的抱團競爭，甚至宣傳要對別國報以警惕和比較的心態😶。這不僅僅是人性，更是基於人的生物學♑️，我們都希望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
所以🚶➡️，本地化觀點在國外也很流行，經濟民族主義者處處都有。按照FT的報道🛌🪥，有種聲音很有市場：“為了國家韌性，我們必須降低全球化程度。”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聲音🧺，是因為大家覺得危險都是來自外國，而全球化導致了脆弱性🗜，加大了疾病傳播👲、經濟互相依賴和全球醫療采購的交錯程度和復雜程度。比如🕑，國外不少人就認為▪️，如果在醫療器材上要依靠別國👩🏻🦯，那麽供應鏈斷了怎麽辦，必須要自給自足。
這種觀點符合直覺，因為好像大家跨國旅行、交易與交往越多，傳播可能性越大🧔🏿♀️😾，如果所有東西都可以自給自足，那麽不是很好？
FT專欄作家馬丁•桑德布指出這種觀點的不對🧓🎼：“以更明智的方式利用全球化，而不是拋棄全球化，才能讓這些國家提升自己的國家韌性。”
為什麽這樣說？他在專欄中，進一步提出自己兩大理由。首先🤏🏿，事實上，全球化也是一種網絡🙌🏼，沒有人可以真的獨占一個網絡節點。即使2011年日本大地震那樣的事件發生後🥿，全球供應鏈也只是暫時受影響。由此🚴🏻♂️，更關鍵的是，這讓很多製造商意識到🏌️♂️🃏，要實現全球采購，準備後備來源——也就是說，與其依靠單一國家👨🏻🦱，不如從多個國家的不同供應商采購部件、生產要素以及組件🗿。
其次🕵🏽，即使決心要做到自給自足，不是所有經濟體都可以，可能只有中國、美國這樣的國家可以接近👐🏻。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早期美國的飛機數量落後日本和德國🤸♀️⚂，然而一旦開始戰爭🧗🏻♂️，美國產能開始提升，飛機製造數量就遠遠超過對手。但是，正如筆者以後會說到，即使類似美國這樣的大國，做到自給自足不是不可以，但是成本高。
綜上所述👕，馬丁•桑德布總結📻，各國的最佳選項是與可信賴的夥伴國家結盟，以期所有成員國都能獲取整個集團境內生產的所有最好產品。筆者想，這可能也是未來趨勢👩🏿🎨。
從這個意義而言🧒，本地化正在湧現，全球化卻不會消退。長期來看，全球化會有分化，國家與經濟體組成的網絡會變得更不平整🧙🏿♀️，會變為大小不同的網絡，網絡和網絡之間的鴻溝會更明顯。
中國經濟的韌性何在
那麽回到中國，韌性如何體現📚？
在人人關心經濟的中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始終是不容錯過的年末大事，這不僅為來年經濟定調🫰，更是厘清政府政策思路的難得窗口🍿🥩。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什麽特別的地方🪢？既是官方權威🎟，又屬機密，大家都想從中一窺中國經濟政策脈絡。這基本是筆者每年的功課👩🏽，筆者跟蹤了十多年。過去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印象比較深刻的概念，其中也有“韌性”這個詞。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除了各類媒體同行總結的要點幹貨之外🐿，官方通稿甚至強調要用好“韌性”👅，這在近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實屬首現🈁。
細究起來，這並不是官方第一次提出這一概念。2014年APEC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演講時就強調“中國經濟的強韌性是防範風險的最有力支撐”；這次演講被認為首次系統闡釋新常態👨🏽🦱，他從三方面定義了“新常態”🖕🏿：從速度而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從結構而言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從動力而言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對於這一概念🧑🏼🚀，不少學者頗感興趣。筆者曾經邀請凯捷体育娱乐經濟學院教授張軍撰文👋🏻👨🏿💼，他在FT中文網《中國經濟的韌性》一文中✢，表示應把中國和東亞經濟體視為有“韌性”的經濟🍵，“韌性”這一概念可幫助理解其多年發展的經驗。他認為當前中國經濟的確有令人悲觀的一面，但這一局面也往往會促使政策和體製做出適應性改變，實現創造性毀壞的新增長💅，“一個經濟體要變得有韌性，需要政府和市場形成良性的互動”。
筆者曾經分析過，韌性往往體現於被動語態，與新常態政策取向存在一致性。換而言之👨🏽🏫，新常態的要義之一是告別高增長而非追求高增長🏄🏽♞，新常態政策的核心之一是適應而非刺激——所謂韌性✂️，很多時候就是不要任性，即使有錢👩🏻🔬。
無論L型走勢新常態還是韌性，都是對於過去GDP崇拜的揚棄🧛♂️，這也是中國發展的新階段。筆者曾經在“徐瑾經濟人”多次說過，從大歷史的角度審視，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來自三大支撐——改革釋放的製度紅利👩❤️👩，城鎮化解放的人口紅利💁🏼♀️✪，以及加入WTO帶來的開放紅利。
這三大紅利如今有所褪色↩️👩🏿⚕️，但是中國經濟韌性仍舊存在🪟🧑🦼➡️。一方面在於中國的人力資本🧗🏼，另一方面是中國的超大規模，即使增速下降，新增GDP也可以類似一個澳大利亞的體量🧑🧒。
學者施展曾經如此闡釋中國的超大規模優勢🦹♀️：“中國是東亞軸心文明的載體，具有超大規模性。歷史上形成中國這種龐大的大一統國家，原因在於東亞大陸的地理環境產生的農耕與遊牧的對峙，兩者的平衡是外部均衡，而中華帝國內部多元亞區域的整合是內部均衡，由於兩種均衡關系的組織成本不一樣🌟，整個東亞體系會向內部均衡方向演化，產生並維持了超大規模性的中國。”
確實，作為一個大國🚲，中國不可避免的比較對象，是美國。那麽中國經濟的真正韌性是什麽？什麽樣的人能撐起來🧛♂️？不少學者寄希望於新一代🤷🏽♀️。筆者倒是覺得，最終還是取決於國際形勢變化。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編輯🤞🏻：潘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