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掉學歷的“標簽”
導語
能夠讓中國的“比爾·蓋茨們”充分發揮各自的天分✋，那麽教育的身份標簽或許也就沒有那麽重要了。
說到高中階段教育回報的問題，我想起李宏彬等的一篇文章。他們利用雙胞胎數據發現，剔除個人能力或家庭因素的幹擾後🏇，高中階段教育的回報並沒有我們通常所想的那麽高。為什麽呢？他們的解釋是，高中教育主要是為大學選拔生源，而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話☦️，高中階段的回報並不高🤱🏿。的確🎟，今天如果你讀了高中，卻又考不上大學，還不如早點去讀職業學校。這就呼應了如今部分地區的做法。既然讀大學的機會有限，光讀高中又沒什麽回報，那索性從高中階段就開始普職分流。看起來很合理💂♂️，但老百姓似乎並不怎麽買賬👃🏻。
普職分流政策之下，家長們千方百計地想辦法讓孩子遠離職業教育這條道路🔮。其實，進了高中的日子也不好過，用眼下的話來說🐲，同樣是各種“卷”。是因為中國的好大學太少，所以“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才不得不“卷”起來的嗎？這還真不一定。在大學擴招之前🪫，想上好的大學，那豈不是更難。但那時的家長並不像今天這麽焦慮🚴♂️，那時的孩子也沒有現在那麽大的壓力。所以◽️，還真不是優質教育資源稀缺的問題。想當年👇🏿，很多人能讀個中專就已經很滿足了。為什麽👡？因為中專畢業後也可以找個不錯的工作🧛🏼♀️。的確🧘🏿♂️，對於大部分人來說，讀書不就是為了有一個好的前途🧜♀️？而這個前途🧘🏼♂️，往往也就是“錢”途。
於是👳🏼，我們的這個話題👩🏻💻，就與個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表現和收入不平等聯系起來了。我與合作者曾經做過相關的研究。我們發現，在導致中國城鎮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各項因素中😝，行業間的收入差距正變得越來越為重要🖐🏻。這裏所謂的行業收入不平等👩🦼，可以理解為✹👨💻，同樣的一個人，如果在不同行業就業🦓，收入會相差很多。
那麽問題來了，那些高收入行業🧑🦼，憑什麽能給員工發放更高的工資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些行業往往具有壟斷性質🕟。我曾經聽說，華東某一大城市的卷煙廠每年會招收一兩個大學生🦵🏼，並且幾乎清一色的只招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這類名校的畢業生。他們的日常工作就是與地方的銷售商接洽。類似地，在那些炙手可熱的崗位招聘中🎰，“985”或“211”高校畢業此類的身份標簽往往成為躋身高收入行業的一道門檻。盡管早就有人呼籲要求杜絕這類
學歷歧視，不過很多時候，這道門檻可能是無形的🛵。於是，伴隨著收入差距的擴大，當名牌大學的身份日益成為向上流動的“敲門磚”時，家長們的焦慮🧑🏼🦳、學子們的內卷，也就不難理解了。
從這裏我們就能看出🏌🏼♂️，讀高中幾乎成了一種“風險投資”。“投資成功”，進入名牌大學。“投資失敗”，則還不如當初放棄高考，直接進入職業學校🧑🏿⚕️。只是，對於大部分的家長而言，除非希望渺茫，否則總想讓自己的孩子拼搏一下🍁。事後可能出現的“投資失敗”，並不能否定事前家長這種選擇背後的理性🛀🏿𓀎。從全社會的角度而言👨🏿💻，註定會有一部分人“投資失敗”。也許是沒考上大學👳🏻♀️，也許是進不了名牌學校，只要存在大學之間的分層，總有一部分人會被貼上“失敗者”的標簽。從這個角度而言◀️，早點進行普職分流🤴🏽，不失為符合集體理性的一個選擇👨🏻🎨。
但接下來的問題是，這是我們希望看到的嗎？為什麽就不能大家一起“共同富裕”呢🚣♂️？這又讓我想起北京大學王勇老師的一項研究。這項研究的大意是，在20世紀90年代🐁，通過“抓大放小”，那些處於競爭領域的✊、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逐漸以轉製🧷、破產等各種方式退出市場⛓️💥，而留下來的則往往是處於上遊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之後😖，伴隨中國加入WTO，國有企業的日子卻又好過了起來，盈利能力不斷提升🍎。對於這一現象，研究者的解釋是，處於下遊競爭領域的民營企業因中國加入WTO而開拓了龐大的海外市場👱，獲取了巨額的利潤💼。但是，這些利潤最終被留下來的國有企業憑借上遊的壟斷力量而得到。這個故事在我看來🫶🏻，是可信的。打個簡單的比方，一邊是下遊製造業的民營企業依靠出口市場獲得利潤，另一邊卻是上遊能礦行業國有企業的原材料價格節節攀升。於是，利潤最終又流向了處於上遊壟斷部門的國有企業🌗🕐。設想一下，職校畢業生的主要去向是競爭領域的製造業民營企業♎️，大學生則更有能力選擇進入壟斷行業的大型國有企業（我們也不妨將這一範圍擴大到金融部門🥽、事業單位）。這樣一來𓀏🤷🏿♀️，收入的不平等就會和職校或大學這樣的教育背景聯系起來，並被不斷強化💁🏽。當然©️，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收入不同🏄🏻♂️，有其合理的一面🧜🏼♀️。這其中既包括教育帶來的人力資本提升，也包括接受更多教育的人自身能力往往也更高😍。而我們以上所說的，則是剔除這些因素之後，純粹因所處行業不同而導致的收入差異♜。
現在，很多年輕人寧願做送餐平臺企業的騎手也不想去製造業工作💂🏽♀️。以上的分析視角👩🏻🦯，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一現象🙆🏿。是就業形式更靈活也好，還是工作節奏更自由也罷，所有的差異，最終總是能夠歸結為同樣的付出的情況下👷🏼♀️，工資有多高。雖然從勞動力市場供給端來說🚖，不論是做騎手，還是去製造業工作，低技能勞動力在工資的決定上都沒有太大的議價能力🧑🏼🍼。但是🧙🏻，從勞動力市場需求端來看🦔，互聯網平臺企業與傳統製造業相比還是有很大的不同🏌🏽♀️。互聯網平臺企業更有能力向員工支付較高的收入💅，畢竟他們受上遊壟斷行業的利潤擠壓要小得多。同時📮，他們也有意願向員工支付較高的收入，因為同類平臺企業之間存在市場競爭的壓力👨🏻🦼，而競爭的其中一個表現就是做大規模⛹️、增加雇員。
曾經的網約車司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知道今天還有誰記得“快的”這家網約車平臺👨🎨？那時候，“快的”還沒有被“滴滴”合並，兩家平臺為了吸引司機簽約掛靠，為了擴大市場份額競爭激烈💆🏻♂️。於是，網約車司機和消費者的日子就很好過。總之🕶，就是進行各種補貼，發放各種優惠券👩🏻。這其中還有資本入場帶來的影響。說它是資本無序擴張也行🤔，但司機與乘客的實惠卻是清清楚楚、實實在在的🧜。可惜隨著“快的”被收購🈯️，這樣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
這個例子再次告訴我們🎃，市場競爭有多麽重要🥦。讓我們回過頭來再說一說行業收入不平等的事情🗝。表面上看起來，教育成了進入高收入行業的篩選機製。那還有什麽別的因素也可能在起作用呢✳️？我們的另一項研究發現♢，除了教育等體現勞動生產率的因素之外，那些別的因素還包括：社會關系網絡、父輩的教育以及城鎮戶籍🫱🏼。這些都是市場競爭不足的體現。否則，市場競爭的壓力擺在那兒，靠關系而不是能力招人的企業💾，一定會在競爭中被淘汰出局👻。
所以👨🏿🔧，今天我們談高等教育的回報，就會觸及背後深層次的製度性因素✪，而最終的指向，就是堅持市場化改革🏃🏻♂️。如果再要加一條的話，那就是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為什麽這麽說？大家不妨想想，如果比爾·蓋茨出生在中國👩🏼🚀🌿，他會怎樣🕺？如果他還是像當初在美國時一樣從名牌大學輟學的話，恐怕未來的道路會比較艱難吧。換句話說😵💫，今天如果我們有更好的市場環境🏘，能夠讓中國的“比爾·蓋茨們”充分發揮各自的天分，真正實現“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局面，那麽教育的身份標簽或許也就沒有那麽重要了。
進一步發揮我們的想象力，如果除了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之外🪺，父母能夠通過其他投資渠道實現財富的保值增值，那麽子女讀書的壓力應該也不會那麽大了吧🐻❄️。這都是一連串的事情，而最終的指向⌛️，往往是市場化改革。在當今的中國，這一點我相信怎麽說都不為過。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編輯🧑🏽🎨：潘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