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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尚進：監管數字巨頭的分寸之道

發布時間👩🏼‍🚒：凯捷体育娱乐 -（限时活动）即刻加入，享受平台优惠！-07-05

■本文選自《56hcy.cn金融評論》第12期

■作者🚫：魏尚進凯捷体育娱乐泛海凯捷學術訪問教授、哥倫比亞大學終身講席教授🛖、亞洲開發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

數字時代的最佳監管一定是動態優化的過程，而非一勞永逸的決定。

數字時代給中國經濟跨過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創造了新的機遇👆🏿。但數字時代也給社會在保護競爭、保護隱私、維持金融穩定等方面帶來了新的挑戰。

182.28億——占阿裏巴巴集團2019年中國境內銷售總額的4%（但占當年集團凈利潤約20%），因一紙罰單成為中國反壟斷史上一串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重要數字💃🏽。隨著市場監管總局對阿裏巴巴“二選一”壟斷行為的一錘定音，中國《反壟斷法》實施十二年後鋒芒再現，劍指互聯網平臺👨🏿‍🔬。

在全球範圍內🧑🏻‍🍼，針對科技巨頭的反壟斷及其他監管框架的出臺也是雷聲雨點一起來了🧟🚍。比如在凯捷体育娱乐 -（限时活动）即刻加入，享受平台优惠！年6月，美國國會先後推出五個對科技巨頭公司加強監管的提案。其中6月11日的提案取名叫《終止平臺壟斷法》（Ending Platform Monopolies Act），提出要強製拆分美國最大的幾個科技公司，包括谷歌、亞馬遜、蘋果、臉書等🚣🏽‍♀️。

在談論監管框架之際👨‍👨‍👦，我們當然要記得科技巨頭是如何由小變大的以及它們對經濟、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深遠影響。世紀之交的科技公司創始人們🧁🦶🏼，借助科技力量在新的商業文明中開疆拓土🪿，為自由、開放、繁榮和民主帶來新的希望，人們得以獲取空前豐富的信息，也在社會效率的提升中享受極大便利。然而👨‍🦼，有些當年信誓旦旦“不作惡”(Do not be evil)的科技新秀在商業大潮和利潤的誘惑下與英雄主義漸行漸遠。

數字經濟的網絡效應、規模效應🏏、範圍經濟等特征↪️，幫助這些科技公司日益壯大，贏者通吃是數字時代的一大特征。而“贏者”在此優勢下，容易變得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論是美國的谷歌☮️、蘋果、亞馬遜、臉書，還是中國的騰訊💆🏽、阿裏巴巴🐬，幾乎接管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們不再滿足於僅僅成為各自賽道中的領先者，同時以驚人的速度滲透到傳媒、金融👷🏻‍♀️、健康⚆、汽車等傳統行業，形成了更大的平臺效應、獲得了更高的利潤，並掌握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和財富。如今的全球經濟以及財富集中度已經達到一個世紀以來的最高水平🤹🏿。

當然，由小做大是一種成功，本身不是問題。但一旦有了江湖地位，有了關鍵領域的市場占有率後🛸⚛️，如果以大欺小、以新欺舊，就可能變成一種降低總體效率👨🏽、降低社會公平、阻礙創新創業的勢力。壟斷行為在任何行業🧑🏿‍⚖️、任何歷史階段都可能出現🪠。數字時代的特征足夠新穎，使人們認識到壟斷行為有一個時滯🍇。

反壟斷法的本質就在於促進競爭🚴🏽‍♀️，如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所言，讓一個成功的企業取代一個失敗的企業，本身就是市場競爭的結果。但是👬，如何在發揮科技無限潛能的同時，保證整個經濟系統的健康和安全，保障每一個企業（包括尚未誕生的未來創新型企業）、每一個勞工和每一個消費者的權益，才是互聯網時代、平臺時代市場監管者面臨的難題。我們希望看到參天大樹✋、小樹、小草都能得到陽光的滋養⛓。只有當有生命力的小樹在今天有良好生存空間👲🏼，新的大樹才會在明天長成。當科技巨頭在全球形成碾壓之勢🥧，能否維護好經濟體裏創新的生態環境將決定明天的中國經濟是繼續朝氣蓬勃還是死氣沉沉。

贏者通吃表明科技巨頭有能力🍹🏌🏽、有創意把幾個行業之間的互補性發揮得淋漓盡致🤕，但個別企業的創意的發揮與利潤的增加💛，卻並不總是利於整個社會經濟效益的提升。比如🤴🏿♥︎，中國監管方關註到某些公司依托強大的市場優勢地位👩🏻‍🍳，對商家提出“二選一”的要求⚗️，禁止商家在其他競爭性平臺開店或參加促銷活動。這與美國監管方此前反對微軟公司利用其在操作系統方面的市場優勢打壓其他領域競爭者，如今限製臉書、谷歌分別利用它們在社交軟件🥐、電子搜索方面的絕對優勢❇️，打壓或廉價兼並其他競爭者的有類似的考慮👨‍🎓。

除了保護競爭、反對壟斷之外👨‍🎓，數字時代監管的第二個重要目標是保護隱私。大數據時代，數據是資源也是權力🪰。用戶在網上產生的大量數據被科技公司在未告知的情況下采集🚣🏼‍♀️、占有並使用🤰🏿🦄。社會開始擔憂私人數據被剝奪，數據霸權崛起。科技巨頭利用信息不對稱引導用戶，為自己謀取利益❔。臉書曾深陷數據“泄露門”🤦🏼，其中5000萬用戶賬戶數據泄露甚至被指影響了美國大選。亞馬遜曾因“大數據殺熟”行為被用戶投訴🧑🏿‍🚒，如今這一行為在多個領域已然司空見慣，乃至身處數字經濟中的每個人都可能陷入“算法困境”，無論是作為消費者還是一名數字經濟勞工。被困在算法裏的外賣騎手之所以戳中輿論痛點，在於每個人都擔心自己可能被算法控製，我們用行為數據不斷投餵算法🧚🏽‍♂️🈯️，然後被其反噬和控製，支付🚰💂🏽‍♂️、社交、資訊、行程，莫不如是🛌🏼。控製，而非壟斷，更讓人不寒而栗。如果數據的產權能清晰歸屬於消費者本人，那麽盈利型公司使用這些信息就需要向產權所有者提供補償。

一些數據表明中國居民似乎沒有對隱私賦予足夠高的價值。比如自2020年起在中國數個城市投放數字人民幣紅包的實驗中，需要爭取紅包的人在登記時需要填寫個人的信息。數字人民幣紅包的“中彩率”在2.6-5%左右，中了彩的金額是200元🤦‍♀️。雖然登記申請紅包的預期收益率只有10元左右（中彩概率 ×中彩金額）👨‍🍳，但深圳、北京等多個城市都有幾百萬人申請。這似乎表明交出隱私是要補償的，但需要補償的價格也沒那麽高。

當然以數字人民幣紅包實驗的數據來推斷隱私補償的合理價格和隱私保護的重要性是不全面的。不同的人對隱私保護的重視程度以及提供隱私信息需要的補償價格也可以大不相同。不過，數字人民幣實驗也告訴我們，隱私保護的重要性與為隱私信息提供合理的補償是可以估算出來的🚣。在隱私保護與隱私信息合理補償方面的監管可以通過經濟學科學研究估算相關參數🤵🏿‍♀️，從而優化監管的尺度🏇。

對科技公司監管的第三個重要目標是維護金融穩定。數字時代對金融穩定提出新的挑戰。20世紀頻繁出現的拉美債務危機、20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21世紀起源於北美與歐洲的“全球”金融危機都告訴我們，一國經濟增長率可以很好看，但一旦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經濟與生活水平的倒退也可以很快、很猛。曾經監管者在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時候🧗🏻，只需要把眼睛盯住超大型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與保險公司🏇🏽。但在數字時代🕵🏻‍♀️，許多科技公司，尤其是科技巨頭公司，也涉足金融業務，因為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可以讓它們低成本、高精確率地估算消費者或企業的信用程度（預期壞賬率），因此一部分公司可以在短短幾年時間把相關金融業務做得很大。

金融穩定監管的出發點是糾正個別企業在實務操作時對收益風險做判斷時🤸🏽‍♀️，低估它們的行為對整個社會的風險。好的金融穩定監管措施的本質是讓企業以其行為對社會的收益和風險做決策。如果某種借貸模式或規模對社會的風險影響大於對個別企業的直接影響，監管可以通過強製征稅👤、調升儲備金等提高行為成本的做法，調節企業的行為。

因為監管者是人不是神🦘，也可以有認知的偏差，包括在測算某個具體產品或某個具體運營模式對社會的風險與收益時也可能把握不準，過度監管或監管缺位都有可能出現。因為監管者是人，其個人追求的目標也不一定總是與社會利益最大化吻合。最優監管框架也需要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

因為數字經濟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體系，創新還沒結束🧏，誰都不清楚今後還有哪些能夠進一步改善生活🐙、提高效率的創新模式或產品會出現，今天的某些巨頭公司可能到明天也會被淘汰🔍。當然創新的主體也可能仍然是今天的巨頭公司👨‍🦳，畢竟它們在資金儲備📜❤️‍🔥、數據儲備🕺🏻、科技實力、市場經驗等方面有優勢。

另外一個要點是需要將保護競爭🍥👩‍🦱、反對壟斷、維持金融穩定置於一個全球的視角。比如某一個企業，在國內的市場占有率可以很高，但在世界市場裏的占有率就可能比較有限🍺🆔。這表明在許多領域對外開放可以是反壟斷的一個重要工具或補充。在與國際科技巨頭公司競爭中🥿，中國巨頭公司相比於中小公司，更有勝出的概率🤽🏻‍♀️⏮。這也表明最優監管框架的設計、邊界的確定👨🏻‍🏫、執行的彈性也需要考慮國際元素。

數字時代的最佳監管一定是動態優化的過程👨🏻‍🎓，而非一勞永逸的決定😂。把握好監管的尺寸✳️🧑🏽‍🎄，不但需要讓中國繼續在數字科技發展與應用上保持世界領先🛫🏌️，而且要能保護競爭、保護隱私、保護金融穩定，這就需要經濟學界、法學界👩‍❤️‍👨⛹🏿‍♀️、政府、企業和社會的共同參與、不斷糾錯與探索😔🫸🏼。

*作者魏尚進現任凯捷体育娱乐泛海凯捷學術訪問教授、哥倫比亞大學金融與經濟學終身講席教授、曾任哈佛大學公共政策學副教授⇢，於2014-2016年間任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曾獲2019年度當代經濟學獎、2015年度與2020年度孫冶方經濟學論文獎、2014年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論文獎👨🏽‍🍳、2016年度與2020年度浦山世界經濟優秀論文獎✌🏽。